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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作家徐衎:生活最偉大
2021-09-04 19:47:22 來源:澎湃新聞 | 作者: 羅昕 【 】  評論:0條
關鍵詞:徐衎 《仙》

近日,浙江青年作家徐衎的第一本中短篇小說集《仙》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。

徐衎生于1989年,碩士畢業于南開大學現當代文學專業,曾蟬聯兩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,入選浙江省第三批“新荷計劃青年作家人才庫”。他初中寫過一個武俠小說,叫《XX傳奇》,不過最后沒寫完。高二那年,他第一次完成了一個不短的小說,按他自己的話說,是“很青春很校園很疼痛”的那種,手寫在一個黑色封皮的筆記本上,在同學之間傳閱。上了大學,他選擇了漢語言文學專業,開始在傳統文學期刊上發表小說與散文。

這本《仙》集結了他的七篇小說。這些小說里常出現一個名叫“婺城”的地方,生活其中的是獨居老人、孤殘兒童、個體戶、游子移民、文藝青年等形形色色的“邊緣人物”。

“書里本來有一篇同名小說,就叫《仙》,那是我2016年寫的一個小說,后來因為種種原因,這篇未能收入書中,于是陰差陽錯成了這樣一張‘沒有同名主打歌的專輯’。”在新書出版之際,徐衎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專訪。在他看來,《仙》其實特別適合用作這本書的書名,因為七篇小說里的人物都是小人物,都是小的城里的小的民和小的命,但不妨礙他們有飛升超脫的欲望,在疲于應付的凡俗瑣事之余,都不忘獎賞自己,努力讓自己開心一點。因此本書英文名又譯作:detachment(超脫)。

中短篇小說集《仙》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

這七篇小說多首發于2018年的文學期刊。這一年是徐衎成果頗豐的一年,他在《人民文學》《收獲》《十月》《花城》《上海文學》等刊物發表了10部小說與隨筆,并獲得第五屆“人民文學·紫金之星”短篇小說佳作獎。比起2018年,徐衎近兩年的作品發表數量少了,這其中有“時間更碎,難以集中”的客觀因素,亦有“想得更多,想駕馭的體量更大、更復雜”的緣故。

在《仙》出版之前,徐衎對七篇小說重新修訂。“比如《紅墻綠水黃琉璃》,修訂后刪了五千多字,一點不影響表達,很慚愧。”也是在這樣的回望與自省中,他確信自己近兩年的小說觀和寫作追求也在悄然改變。

“原來表達的主題多是家庭關系、小城家鄉,現在想變得更開闊一點,比如還是寫人際關系,但希望比以前更多元、復雜,地域也不僅僅局限于‘婺城’、工廠。寫作技術上也有些變化,不管是出于成熟的原因還是樂趣的追求。”

徐衎還告訴澎湃新聞記者,他現在不認為年輕作者寫父輩寫歷史是多么了不起的事,盡管自己也吃了這方面的一些紅利,收獲了一些贊譽。“因此我比較欣賞周嘉寧的寫作,將那些還沒有成為歷史的當下時刻,在它們成為歷史之前,先把它們寫出來,使其成為歷史的一部分。同時平視歷史時代中的‘小我’又不耽溺于‘小’,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青春寫作,反倒是扭轉了一種寫作慣性,建立了一種新的、開闊的青春書寫,很欽佩,值得我學習。”

徐衎

【對話】

縣城里的那些小人物

澎湃新聞:從這本書來看,你常寫到小縣城里的這幾類人:中老年女性、殘障人士、下崗工人、“和別人不一樣”的文學青年。為什么對這幾類人特別關注?是有意識的嗎?

徐衎:這些人群倒是沒有刻意去關注,因為和我的距離不算遠,或目睹或道聽途說,就沉淀成了意識或潛意識,比如買斷工齡的棉紡廠職工,并非是東北老工業基地的“特產”,還有福利工廠的殘疾人、被收養的孤殘兒童,因緣際會我都有所接觸,都有所感觸,就寫了。但反過來不能說我成長、生活的環境有多么破敗衰朽,相反這也是當代縣城的一種活力的注腳,能容納繁榮昌盛,也包容邊緣。

澎湃新聞:這些小說的靈感都源于你的生活?

徐衎:小說素材源于生活本身,生活最偉大嘛,而這生活也包括閱讀、觀影。我反感“體驗生活”一說,因為體驗生活本身也是一種生活!短O果刑》里的孤殘兒童是我在2016年底的一次活動中第一次接觸,感觸很大,聯想了很多,就虛構了這么個故事,里面一些生活起居的細節就源于那次接觸和觀察;《紅墻綠水黃琉璃》是我去黃鶴樓玩的時候,天氣比較炎熱,導游的解說近乎聒噪了,但仍一遍一遍……突然覺得導游的工作宛如西西弗斯推石頭一般絕望,由此再聯想了其他一些工種,比如小學老師,五年一輪回等等,有了人物,后有了結構;《肉林執》寫到的細節和環境氛圍有一個積累的過程,有關八十年代,聽長輩說過不少,比如當年怎么搞“嚴打”,但是主要故事線是一個比較現代性的議題,是我自己想的;《試水》就源于一個夢境,坐在船頭三百六十度旋轉,不停轉,直到夢醒。

澎湃新聞:你似乎更能注意到那些生活中的“邊緣人”,以及他/她們的欲望。

徐衎:一種“惡趣味”吧。

澎湃新聞:當你把筆觸伸向這些人的時候,你也伸向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“創傷”——我發現,在這本書里,無論是親子關系、夫妻關系還是愛情關系,無論開頭是否美好,最后多是千瘡百孔。在你看來,親密關系是否總是難以美滿?在小說寫作中,“人與人的關系”是你特別在意的一個點?

徐衎:美滿和千瘡百孔都是某個瞬間的極值,而人生多的是不徹底性,是喜憂參半,大團圓的結局總是可疑的,經不起追問的,只要往下深究,往后發展,大團圓輕易就能瓦解推翻,生出新的枝蔓,續集生續集,有個小團圓已是萬幸。應該說,“人與人的關系”是小說特別在意的一個點,人物立住了,故事就立住了,人與人關系建立起來了,故事就開動了,當然如果是阿蘭·羅伯-格里耶、普魯斯特那種寫法,也可以說,“人與物的關系”“物與物的關系”是小說特別在意的一個點。

澎湃新聞:你也有屬于自己的文學地理空間——“婺城”,它在你的小說里經常出現。“婺”是浙江金華的簡稱,而金華是你的家鄉。對你而言,“婺城”意味著什么?

徐衎:小說里的“婺城”不單指金華,實際包含我在武義、義烏、金華等浙中地區成長生活的經驗,敘述需要,一并納入“婺城”名下,意味著一個相對熟悉的場域,一個現成的小說操練場,自然而然可以把我想試驗、探討的人物關系、社會問題都放入其中,而不必像處理古代題材那樣先要做一些基本常識的功課,避免出現歷史硬傷。

澎湃新聞:就在“婺城”這個地方,上演了無數次“進與出”、“留與走”。這些流動背后,是否潛藏著你對自己家鄉的觀察與思考?你對家鄉會有“熟悉的陌生人感”嗎?

徐衎:對于家鄉的觀察與思考確實在異鄉比較容易發生,我本科在蘭州,碩士在天津,從北方回看南方肯定比在南方看南方有意思,“熟悉的陌生人感”首先是我要好的大學同學大部分都在浙江省外,這是個頭疼的問題,其次北方七年生活也習得了一些未曾料到的經驗技能,但我又是一個熱愛浙江的人,說故土難離是夸張了,但也說不上來為什么眷戀比較深,是鄉愁?是食物口味?總之畢業擇業只找了浙江的工作……所以只能承擔這個后果和代價。

澎湃新聞:“縣城改造、拆遷與變化”也經常出現于你的小說里,比如《仙》收錄的《肉林執》《烏鴉工廠》《紅墻綠水黃琉璃》,還有你剛發表的《漆馬》。它和你的生命經驗是有緊密關聯的嗎?

徐衎:2014年確實經歷了一次拆遷,那種動蕩的感覺,與補償方案無關,相反這次拆遷總體而言對我家還是賺的,但是拆遷前小區里聽風就是雨的那個氛圍持續了蠻久,人心惶惶,然后搬家也確實是個大工程,挺辛苦的,最后搬進新房前有半年的臨時過渡,那個感覺也比較奇特,就是成了家鄉的寄居者,因是臨時寄居,感覺那段生活也是比較敷衍的,因為隨時要再挪動、搬走。

澎湃新聞:你覺得當代縣城生活最大的特點是什么?在寫當代縣城生活的作品里,你比較欣賞哪些?

徐衎:我成長于武義縣,覺得縣城生活最大的特點在于熟人社會,有人情味,也有無形的道德重負。比較喜歡蘇童,余華,覺得他們寫得好,能喚起我的共鳴。早年看他們作品真會想到自己的童年,比如蘇童的“少年血”系列,還有里面的生活細節,雖然寫的是江蘇,但和我很近很近。哦,還有路內的《少年巴比倫》《花街往事》,讓我又哭又笑,是真的笑出聲哭出淚的那種,絕無僅有的閱讀體驗,我自認是一個比較理性的讀者。

澎湃新聞:在小說語言這塊,你是否受到了誰的影響?

徐衎:小說語言受到很多作家的影響,且有一個流變的過程,但歸根結底還是受吳方言思維的影響,這個是根深蒂固,沒有辦法的,所以讀研時有個說法,說文學創作也要讀一讀索緒爾、喬姆斯基的語言學理論,當時不理解,現在深以為然。努力突破方言思維,試著革新書面語,對小說本身也是一種創造性的突破。

如何面對“父輩與歷史”

澎湃新聞:《仙》這本書寫到了很多過去的時代,如“集體生活時代”“老郵遞員時代”“詩人的時代”“照相行當的黃金時代”……這些時代大多存在于你的童年時光?對它們,你懷有一種怎樣的情感?

徐衎:一部分存在于童年,一部分是童年聽來的,還有一部分是現在聽來的。對它們的情感首先是好奇,有探知的興趣,因為我是從那段歷史而來,雖然很多不曾親歷,但它們塑造了我的家人,而我通過家中長輩間接感知那些時代的影響,留下的痕跡,其實還是挺直觀的,然后是感慨,當然這是撫今追昔的正常反應。

澎湃新聞:對于那些你不曾經歷的年代,你在寫作中會如何面對?

徐衎:寫不曾經歷的歷史年代,當然會有些心虛氣短。當你意識到你寫的東西已有前人寫出經典,肯定會有影響的焦慮。但關鍵還是看如何介入吧,如果有新的史料,新的思潮,新的角度,那未必沒有價值,所以還是要勤思考、多做功課,而那年代的親歷者也未必就能突破社會化與政治意識形態、道德話語與社會分工等等限制和規訓,總而言之無論在何種時代,要觸碰自己真正的經驗是挺有難度的。最后舉一個寫不曾經歷的年代而獲得成功的例子,莫迪亞諾和他的《暗店街》。

澎湃新聞:不少人評價你的書寫老道,如果不看介紹,可能都猜不到是1989年生的。

徐衎:前面說到,當下個人經驗是否真的是我們個人的經驗?它受制于社會化與政治意識形態、道德話語與社會分工等等限制和規訓,要接受、觸碰自己真正的經驗是挺有難度的。寫小說對于我正是剝離和辨析自身真實經驗的一個過程。當然,能夠剝離和辨析幾層也另說,就像我們天天點外賣,但是這些經驗未必會進入寫作,加上寫小說還容易自我重復?傊,父輩歷史書寫在某種程度上是討巧的。有人說我像蘇童,確實蘇童在我嘗試寫作之初對我影響很大,這也是我想說的另一面,貌似沉穩老道的書寫,我現在覺得沒什么大不了的,當然包括我自己也吃了這方面的一些紅利,收獲了一些“難能可貴”的贊譽。我現在認為這樣的寫作是相對容易的,甚至是輕易的,畢竟有太多模板,太多現成的經典可以因循。

而我欣賞周嘉寧的地方在于,似乎不需要太多經典的拐杖,就將那些還沒有成為歷史的當下時刻,在它們成為歷史之前,先把它們寫出來,使其成為歷史的一部分。同時呢,平視歷史時代中的“小我”又不耽溺于“小”,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青春寫作,反倒是扭轉了一種寫作慣性,建立了一種新的、開闊的青春書寫。

澎湃新聞:除了周嘉寧,你還有沒有比較欣賞的青年作家?

徐衎:再舉兩位“80后”的同行吧,雙雪濤、王莫之。欣賞雙雪濤的不俗,總能將俗常的題材處理得很不俗,令人眼前一亮,虎軀一震,就說雙雪濤的比喻,喻體都很家常,但無比恰當又清新脫俗……王莫之是上海的青年作家,寫上海的一系列小說都非常好,但名氣不算大,我覺得是被低估和遮蔽了,可能上海人才濟濟,能人太多的緣故吧,王莫之有音樂、文學、戲劇等多領域的研究,做了大量的案頭工作和實地調研,一直在做一個1980年代以來上海搖滾樂的編年史還是口述史,據說已有百萬字的積累,反正我只有肅然起敬。

小說有邊界,而生活無涯

澎湃新聞:在前不久和艾偉老師的一次對談中,你特意向他請教了文學寫作中如何“求新求變”的問題。這個問題是現階段特別困擾你的一個問題嗎?

徐衎:寫作久了必然要面對自我重復的陷阱,但這個問題不算困擾我,畢竟手頭的書,我這輩子再努力用功也不可能看完了。以前一想到這個就焦慮,現在卻是心安,意味著我有退路,浩瀚的退路,如何尋求寫作新的增長點、突破口,閱讀、觀影都可以,或者干脆不寫,放下作家的自我暗示,安心做一陣子大生活家,也可以。我目前最大困擾是大塊完整的閱讀、寫作時間比較少,不缺構思和素材,缺行動力。

澎湃新聞:我也看了一些你近兩年的作品,比如《第四十三遍落木》《前方高能預警》《漆馬》《你好,明媚》,能感覺到它們在敘述視角、人物身份、人物關系方面有了變化。你自己覺得現在的小說比起《仙》這個集子里的作品,有了哪些變化?

徐衎:《仙》里的小說基本完成于2014年至2017年,距今確實有點久了。變化當然有,不見得外顯,自己評估一下,覺得能處理更復雜的關系、結構,駕馭更大的體量了,然后也試著把視角從歷史深處拉回到當下,平視自己和同代人,此外加上新冠疫情這個大背景,再下筆,即便不是2020年以來的題材,也不免有一層“惘惘的威脅”的背景以及“影子似的沉下去”的心境。

澎湃新聞:之前看過你一篇尚未公開發表的群像小說,確實是一個在結構上更精巧,在關系上更復雜的作品。它是在疫情期間寫的?

徐衎:對,所以小說后面涉及了一點點疫情爆發之初的細節。這個小說是2019年8月開始寫的,推翻了幾次,然后疫情在家隔離期間完成了。它依然是一個欲望故事,但我這次想寫得比較縱深,就是從抗戰跨越到民國再到當下,但又不是線性敘事,你也看到了,是一個比較奇特的結構。隔離在家期間我每天上午寫,下午寫,中午午睡,晚上散步,除了感謝家人保障了那段時間的飲食起居,也很感謝這個小說里的人物陪我度過了那段艱難期,就是“外面風雨琳瑯,屋里都是今天”的那種感覺。

到目前為止,這篇是我自認為寫作難度最大的作品,一度我覺得自己沒信心寫完,以至于后來終于把那些人物勾連安排下來了,寫完之后甚至產生了一種“再也沒什么能難住我”的幻覺。如果說《肉林執》是我第一個中篇,算是一個突破,那篇小說就是我寫了一些中篇之后的自認為的另一個突破。

澎湃新聞:你會怎么看待青年作家的“發表時效”?之前聽不少青年作家說過,出版物還是蠻難及時反應她們當下的寫作狀態的。

徐衎:對,相比網絡發表,紙媒肯定滯后太多太多了。定稿時的狂喜和自信,往往被發稿前這段時間沖淡、冷卻。好在小說不是新聞,好的小說?闯P。這次重新修訂《仙》里的小說,隔了這樣一個時間差,讓我清楚看見自己的疏漏、短板、不盡人意以及當時刊發它們的編輯的滿滿的愛和鼓勵,所以《仙》的出版也是一劑后悔藥,彌補了一些遺憾。

澎湃新聞:現在正在寫一個長篇?

徐衎:確實在搞一個比較長的東西。我在2011年出版過一個長篇小說,以前是真的瞎寫,想到哪寫到哪,不算多么自覺的寫作,導致后來再沒寫過長篇,也涉及時間、精力分配的問題,F在時機稍微成熟了一點。

澎湃新聞:你曾形容中短篇小說是一種“藏拙的藝術”,那么寫長篇是什么感覺?

徐衎:我個人以為,小說都是藏拙的藝術,長篇也不例外,只不過為了藏拙要做的功課和努力要更多一些。小說終究有一個范圍,有邊界,而生活無涯,生活最偉大。

澎湃新聞:你在國家電網義烏市供電公司工作,你覺得寫作和工作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系?

徐衎:這個關系有一個由忐忑、緊張到和解的變化,說真的,入職之初挺惶恐、焦慮,因為一個文科生突然要進入一個幾乎全是理工科生的環境,做了很多心理建設,就想著如何保全自己,不被工作殺死,就像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著那種古老的敵意。然后隨著進入工作節奏,工作經驗本身亦能反哺寫作,好像我也可以寫《革命之路》《繕寫員巴托比》抑或《創業史》這一類題材了……況且比起卡佛、阿乙他們當初的寫作條件和環境,我顯然好多了,F在,我已經能比較好平衡工作和寫作,隨著工作經驗的積累,很多工作過程中的細節、體悟可以拓寬小說的維度。

另外,我工作單位本身的文化讀書氛圍也很好,交好的同事也能和我進行比較深入、高質量的聊天談話,提供給我許多我不可能虛構出來的生活細節,不僅僅是文學上的啟發,還有生活上的幫助,激發我取長補短,不至于“在現實的社會里,我等于一個廢物”。你看,生活家和作家之間并非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。有個說法我是認同的,從前文學是一切,現在一切都是文學。

澎湃新聞:在平日里還喜歡做什么?

徐衎:八月初辦了張卡,時隔多年重回健身房,游泳或跑步。然后依然是看看電影翻翻書,逛逛B站,吃一吃娛樂圈的瓜。偶爾擼狗。

Tags: 責任編輯:adm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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