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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家炎:中國文化的精神出路
2021-09-07 05:03:57 來源:中華讀書報 |  作者: 嚴家炎  【 】  評論:0條

中國文化,如果從軒轅黃帝時算起,已經有六千三百五十年左右(據學者錢鍾書考查的材料)。若從春秋戰國相接時算起,至今亦已兩千五六百年,可以說久遠而又豐富!吨芤状髠鳌酚袃删湓挘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強不息;地勢坤,君子以厚德載物。”一是自強不息,一是厚德載物,這八個字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性格:具有堅韌頑強、綿延不絕的活力和包容萬物、融會更新的品格。既有樂天知足的豁達,又有居安思危的清醒。

在道德本體上,中國文化早已確立了仁義、和合、忠恕、孝悌、中庸等核心觀念。這類核心觀念都是中華民族長期探索、研究、創造的成果。在古代中國人看來,自然過程、歷史過程、思維過程,在本質上具有同一性。老子講: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莊子提倡:“與天為一。”所以,從根本上看,中國人是講究“天人合一”的,在國際橫向關系上,又是講究“協和萬邦”的。這“協和萬邦”,作為思想主張,既是一種精神成果,也會變成“物質成果”,不僅受到整個國際社會的歡迎,也惠及本國的發展與繁榮。

中華文明能夠成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僅存的碩果,就來源于這些精神思想能夠推動中國文化不斷繼往開來、融合蛻變、推陳出新。

拿清末思想家黃遵憲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《日本國志》來說,它詮釋的就是一種承上啟下、包容互惠的文化理想,體現了古代文化的精神出路。應該說,這就是黃遵憲所認為的一種精神坦途。

我的岳祖父,即被當代學者譽為著名愛國實業家、教育家、鄉村建設先驅和社會改革家的盧作孚先生,也是踐行和發揚光大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他自幼師從晚清舉人、著名史學家張森楷學習中國傳統文化,青年時代又飽覽西方文明的進步書籍,并將二者的精髓融會貫通,從中探尋出中國社會轉型及文化創新求存的根本辦法,早在20世紀初就提出了,以世界最先進的精神文明和科學技術為目標,“將整個中國現代化”(盧作孚:《從四個運動到中國統一》[1934],凌耀倫、熊甫主編:《盧作孚文集》[增訂本],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,第219頁)的整套主張。具體來說,就是實現產業、交通、國防和文化的四個現代化。有學者指出:“在舊中國,提倡教育救國、實業救國者,早有人在,但沒有提到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高度。孫中山的民生主義、建國大綱及實業計劃,已有明白的現代化思想,可在此以后,更明確提出‘現代化’口號,并對其具體內容和目標做了明確規定的人,盧作孚還是第一個。”(凌耀倫、熊甫主編:《盧作孚文集·前言》[增訂本],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,第12頁)不僅如此,他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,還親自主持了三大現代集團生活試驗,即成都通俗教育館、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和以北碚為中心的嘉陵江三峽現代鄉村建設,作為“小至于鄉村大至國家的經營的參考”(盧作孚:《四川嘉陵江三峽的鄉村運動》[1934],《盧作孚文集》[增訂本],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,第278頁),三大試驗所取得的精神和物質成果,至今仍在發揮余熱。

我的祖父嚴伯勳是清末取消科舉考試之前的最后一批秀才。我開始學說話時,即在祖父教授下學識字。兩歲已識字三四百個。三歲起由祖父口授唐詩?箲鹎跋ψR字近千。到了五歲,父親又請了私塾先生教我讀《孟子》和《論語》。這些啟蒙學習無疑為我打下了傳統文化的基礎。我七歲進正規學校讀書,插入三年級,直至高中三年級畢業為止。高中二年級時,我在《淞聲報》上發表《巳生嫂》《不堪回首》等短篇小說。高中畢業后,我接著在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半年,又到安徽省先后參加四期土改。這個階段接觸和閱讀了不少古代和近現代文學書籍,增進了我對文學的愛好。

1956年我以同等學力考上北大主攻文藝理論的副博士研究生,在此期間得到楊晦、錢學熙等名師指導,集中閱讀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經典名著(他們開出的書單就有中外古今的一百五十多本),使我獲益匪淺。學習兩年之后,我被提前分配工作,為二十多名蘇聯、東歐、朝鮮、越南留學生講課,從事近現當代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教學與研究,前后已超過一個甲子。除了完成教學任務,我還擔任過一屆系主任的行政工作。幾十年來,我在跌宕起伏的文學浪潮里摸爬滾打,有了一些心得體會,撰寫了近四百篇文章,出版了二十二本書,獨立或與他人合作編撰了多本研究文集和教材,F得到北京大學中文系和新星出版社的大力支持,匯編為十卷本《嚴家炎全集》,與有興趣的讀者分享。

本《全集》所挑選的文章,不僅與我的教學相關,也與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熱門話題相互輝映,比如關于五四文學革命的性質;比如由長篇小說《創業史》引發的如何寫好“中間人物”的論辯;比如“文革”后撥亂反正,重上文學研究正軌的諸多問題;發掘和梳理現代文學史上各流派的貢獻;還有對魯迅復調小說的發現和評論;對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《李自成》的評價;對以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說的肯定和研究;以及對文學史分期的思考和討論;等等。根據這些文章的內在邏輯,分別收入了第一卷《考辨集》,第二卷《知春集》,第三卷《求實集》,第四卷《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》,第五卷《論魯迅的復調小說》,第六卷《金庸小說論稿》,第七卷《問學集》,第八卷《朝聞集》,第九卷《隨筆集》和第十卷《對話集》。

縱觀我幾十年來的教學與研究,可以清晰地看到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,就是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。文學與文化密切相關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在中國文化尋找精神出路的同時,中國文學也沒有一刻的停頓。我在收入第八卷的《文學現代性問題漫議》一文中,開篇就寫道:“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學,到清王朝的晚期,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轉折:開始與西方文學、西方文化迎面相遇,經過碰撞、交匯而在自身基礎上逐漸形成具有現代性的文學新質,至‘五四’文學革命興起則達到高潮。從此,中國文學史進入一個明顯區別于古代文學的嶄新階段。”文中闡述了何為文學的現代性,導致中國文學發生現代性嬗變的內外原因及其必然性。實際上,我從20世紀60年代初起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,這一思考或多或少地體現在我大部分的文章中。本世紀初,承蒙中國高教出版社邀請,我主編了大學教材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》三卷本。我以多年的思考和研究為基礎,首次在教材中對“中國現代文學的‘起點’問題”作了闡述(請見本《全集》第一卷第一篇),指出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,并非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,而是早于此三十多年的晚清末期,即1880年左右,其理由與依據都離不開文學的現代性特征。與此同時,我還將前面提到的《文學現代性問題漫議》一文,作為這套教材的引論,即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特征》,從而確立了這套教材的基調和主線。

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精神出路究竟在何方,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現代性問題還需要做哪些深入的探索和研究,是新一代同仁們所面臨的新課題。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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